为什么“大”中国会被“小”日本侵略(2)

宫崎滔天有代表性 　　问：日本后来也不与清朝往来，为什么？ 　　答：这一点，徐继畬也谈到了，他说，200年间，日本与清朝没有往来，可原因是什么，他没有说清楚。其实，日本对待清朝的态度，就像对待元朝一样，不把清朝当中国，反而要以中国自居了。 　　因此，他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，支持郑成功抗清，直至近代，还支持孙中山革命。 　　问：据说，日本人很佩服孙中山，有不少浪人追随孙中山革命。 　　答：就因为孙中山要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，这在日本人眼里，就是“尊王攘夷”了。 　　孙的追随者中，有个著名人物，名叫宫崎滔天，他将自己追随孙中山的经历写了一本书，名为《三十三年落花梦》，此书至今读来，仍令人感动。他的个性很像中江兆民在《三醉人经纶问答》中的“豪杰君”，具有武士的“反骨”和儒者革命精神。可以说，他在孙中山身上，找到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。　　在他看来，孙中山的革命纲领，符合明治时代的精神，先“尊王攘夷”，然后“建立民国”。可中国没有王，根据儒家革命论，惟革命者为王，追随革命者，就是“尊王”，而排满就是“攘夷”。 　　 “欧化”救了日本 　　问：你怎么看近代日本侵略性的一面？ 　　答：日本历史好像有个惯性，一旦集权，就要征韩（入侵朝鲜半岛。———编者注）。“大化改新”时曾征韩，结果与唐朝一战；丰臣秀吉刚结束战国时代便来征韩，结果与明朝一战，这两次征韩，都以失败告终。 　　德川幕府也想征韩，可想一想前车之鉴，便隐忍不发。启蒙思想家，如吉田松阴等，都曾议过征韩，提出“失之于欧、美者，要从韩、满补回来”，明治当局定国策，首当其冲，便议征韩。 　　西乡隆盛力主征韩，而岩仓具视、大久保利通反对，他们主张“内治优先”，并劝说天皇传旨，迫使西乡等人辞职，史称“明治六年政变”。而其时中国，国势中兴，曾（国藩）、左（宗棠）还在，湘、淮之军能战，左宗棠率老湘军西征，连俄国也退避三舍。左与西乡，皆一时之名将，能于此时一战，肯定壮观。 　　可惜，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这一笔。此时，日本国力不足，一战，必然重蹈覆辙。而且此战一开，历史的主动权便握在了士族的手里。如一战而败，日本又要回到历史的老路去循环。 　　恰于此时，日本使团欧游归来，促使国策从征韩转入内治，“欧化”从此开始。 　　不久，西南战争(日本侵占琉球的战争)爆发，明治当局还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10万发子弹，此乃天佑日本！ 　　甲午战争后，李鸿章　在签订《马关条　约》时，对伊藤博文说：中日两国，同文同种，利害攸关，应互相提携，共同进步，以防止白人东侵。这番话，说给谈判对手听，真是自作多情！ 　　他不知此时的日本，早已“脱亚入欧”，以紧跟列强、入侵中国为目标。 　　明治政府并未放弃征韩，而是跟着列强来瓜分。因此，征韩成了“欧化”的一部分。 　　 日本人的天下观 　　问：在列强入侵中国方面，日本竟后来居上，是什么原因？ 　　答：因为列强相互制衡，只好适可而止，而且他们将清朝作为主权国家来对待，所以还要按国际法办事。只有日本还在用天下观的眼光来看中国，认定中国是个天下，不是主权国家。　　天下是个开放的世界，谁的武力强，谁就可以去打天下；谁的德性好，谁就可以坐天下。 　　既然同文同种的蒙古人、满洲人都能去打天下、坐天下，为什么同样同文同种，而且在武和德两方面比他们更好的日本人，不去打天下、坐天下，反而要等着西方列强来瓜分呢？ 　　问：日本人是不是还有自己一套天下观？ 　　答：是的。日本人的天下观是：征韩、取满洲、入主中原，然后称霸世界。开始的时候，还是一种战略观念，后来便有以神道为中心的文化哲学和历史观参与进来，使其在理论上更为丰满。 　　问：日本人这一套天下观念，何时开始形成？ 　　答：征韩的念头由来已久，“唐化”以前就有，可日本“唐化”的天下观，还是以中国为中心。元朝据中国，日本不承认；明朝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，日本又回到中国天下观；清兵入关，占有中国，日本又不承认，遂以中国自居；到了明治时代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观。 　　问：天下观与“欧化”岂不互相冲突？ 　　答：这就是日本人的本事了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像椭圆，可以有两个中心，明治时代的日本，用“欧化”对待西方，用天下观处理东方，并行不悖，各得其所。 　　可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还是会发生冲突。这一点，在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一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。日本人不懂得中世纪的天下观必然要与近代化的国际观念相冲突，而李鸿章　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。本来，日本人以为他们“欧化”了，列强应该支持他们，可没想到列强反过来限制日本，日本只好将中国东北三省换了3000万赔款。 　　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满洲，就这样失手了，日本人痛心疾首，开始对“欧化”反思。 　　反思的结果，使明治时代的一批“欧化”的自由主义思想家，从思想上发生了急剧转化。 　　以宫崎滔天的老师德富苏峰为例，战前，他是一个“以平等为堡垒，以自由为枪炮”的“文明绅士”，以为“理之所向，天下无敌”，可还辽一事，使他受到“创深痛巨的感化”，痛感“公理”虚弱。因此他决心“皈依于实力之福音”，从此以“帝国主义急先锋自命”。 　　 走出天下观？ 　　问：日本人说，近代以来，有两场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是哪两场战争？ 　　答：一场是日清战争，这是日本人的说法，我们称之为甲午战争；另一场是日俄战争。 　　日本人认为，经过日清战争，“唐化”便告终结了。因此，他们不仅不称清朝为中国，甚至也不称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中华民国为中国，而是根据梵文和英语，改称中国为“支那”。起初，算是国际惯例，中国人还能接受，后来受了神道天下观的影响，就转化为蔑视了，因此，“支那”和“C hina”有区别。 　　日本在“二战”战败以后，还称中国为“支那”，引起中国人民反感，中国政府曾要求它改称“中华”。日本人说，称你们为“华”，那我们不就是“夷”了？这里面既可见他们的思想上还有“华夷之辨”的阴影，也从另一方面曲折地反映了其民族心结。 　　问：日俄战争对日本文化有什么影响？其影响是不是导致日本发动“二战”？ 　　答：日本人认为，日俄战争的胜利，带来了日本文化的主体性的觉醒。“三国干涉”还辽以后，日本人开始对“欧化”进行反思，那还只是从合理性和正义性方面进行反思，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尚未觉醒。可是，日俄战争的胜利，激发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，他们认为，“唐化”不行，“欧化”也不行，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国主义大旗下，日本文化“神道化”了，形成了一种“神道天下观”的文化。 　　这样的文化主体性，使“短小性”的日本文化迅速膨胀为八?一宇的“世界的世界”文化，以高山岩男等人为代表的“文化类型学”，将粗俗的“神道天下观”，提升为一种精致的文化哲学。 　　问：精致的文化哲学能掩盖粗俗的军国主义的本质，但它却极其危险，毁人亦自毁。 　　答：是这样的。当日本沿着“神道天下观”的道路逐步迈进时，中国也早已开始了国际化和民主化的历程，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天下了，像元朝和清朝那样，到中国来打天下、坐天下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 　　国际化的现代中国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。国际化的当代日本，只要能从王权主义的天下观里彻底走出来，就能在中日友好中，共同维持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 　　问：日本战后民主改革，从天下观里走出来了吗？ 　　答：客观而言，部分走出来了，因为天皇声称：他是人，而不是神。但日本文化还留着神道的尾巴，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例。神道根柢，在于《古事记》的神话，那是一种神性的文化，而非人性的文化，是一种反人文主义的文化。神话中的神，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，是超是非、超善恶、超人性的。二战中，日军嗜杀成性，以杀为美，就是这种神性文化带来的恶果。近些年来，日本政要拿宗教与文化上的理由来为参拜靖国神社、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，其依据的东西本身就是荒唐的。 　　神性文化带来神权国家，而神权国家就要拥有天下。日本文化要从“神道天下观”中走出来，就要用人性文化取代神性文化，用民权国家取代神权国家，建立一种真正的市民化的“小日本”文化。